一通诈骗电话打进来，通信运营商能识别异常号码，银行能监测到异常转账，公安能收到预警信息——但三者之间的数据，却常常各守一摊、难以互通。这道“1+1+1如何大于3”的治理考题，正是当前反诈工作最棘手的难点。

2026年暑期，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“清朗网络，智信同行”实践团带着这道题出发，先后走访江苏徐州反诈中心、中国建设银行徐州分行、中国联通徐州分公司、贵州移动天巡反诈大数据实验室四地，在公安、金融、通信、技术四条战线上同步展开调研，试图为跨域协同反诈寻找“解题思路”。

实践团赴重庆社区进行基层调研

一题四问：四地调研锁定同一“病灶”

实践团的调研路线，本身就是一次“逆向溯源”——从诈骗受害者报警的公安端，到资金流出的金融端，再到号码流出的通信端，最后到技术反制的研发端。

在徐州反诈中心，民警向实践团介绍，当前反诈劝阻工作面临预警量大、警力紧张、群众拒接劝阻电话等现实困难，通信端排查的涉诈窝点线索常因警力不足难以快速落地打击。与此同时，AIGC诈骗高发，中青年逐渐成为主要受害群体。

在中国联通徐州分公司，负责人表示，号卡办理正从集中批量操作转向底层“卡农”分散办理，叠加162、166等新型号段与虚拟改号技术，传统风控拦截规则不断被规避，源头管控难度持续加大。

在中国建设银行徐州分行，工作人员反映，受跨行业数据壁垒影响，金融端风控缺少通信数据支撑，风险研判精准度不足；严格的账户管控措施虽有效拦截多起涉诈转账，但也容易出现正常账户误判、群众投诉增多等问题，防控与客户服务之间的矛盾亟待化解。

在贵州移动天巡反诈大数据实验室，技术团队坦言，公安、运营商、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间存在协同壁垒，风险数据标准不统一、信息共享不充分，跨领域互通壁垒难以突破。

四地调研，四个视角，指向同一个结论：反诈不是“缺技术”，而是“缺协同”。

实践团与徐州市反诈中心进行座谈会

三方破题：从“各守一摊”到“联合作答”

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。实践团在四地调研中，系统梳理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面临的五大突出瓶颈：境外诈骗产业链较为成熟，超八成诈骗窝点集中在东南亚地区；AI技术赋能的新型诈骗手段迭代速度快，防控存在明显滞后性；号卡源头管控仍存有漏洞，现行惩戒处罚措施威慑力度不足；公安、运营商、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间协同壁垒难以突破；基层反诈宣传形式单一，老年群体接受度低。

针对上述堵点，实践团与贵州移动技术团队展开深入研讨，梳理出三条系统性解决思路：

一是推动治理核心从末端拦截向前端预防迁移。建议通过优化预警模型、提升风险号码识别的前置时效，在群众接到诈骗电话之前即完成风险研判与主动干预，真正实现“预判在先、劝阻在前”。

二是畅通反诈专项跨部门协调机制。建议设立公安、运营商、金融机构等常态化跨部门联动专班，针对紧急预警场景开辟快速响应通道，简化关键环节的审批流程，以机制弹性对冲诈骗的高时效性。

三是推动法制层面增强惩戒力度。应进一步细化分级分类处罚标准，同时探索将涉诈失信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，从根源上抬升犯罪风险代价。

实践团参观贵州移动天巡实验室

徐州答卷：一条“全链条反诈”的基层经验

调研中，实践团发现徐州已初步构建起“通信前置防控、金融中端拦截、公安后端处置”的全链条反诈模式。

在通信端，联通依托人脸识别入网、持卡数量预警、异常行为监测、二次实名核验等举措筑牢源头防线；在金融端，建设银行通过7×24小时大数据监测，实时阻断异常资金流转；在公安端，整合网络、通信、资金多维数据搭建AI预警平台，每日对海量潜在风险人群开展短信、电话预警及线下见面劝阻，推动反诈从事后止损向事前预防转型。

这套“三端联动”的徐州经验，为跨域协同反诈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实践样本。

青春作答：把调研成果写在反诈一线

“反诈并非短期的专项行动，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投入、多方协同的社会综合治理工程。”实践团成员在调研报告中写道。诈骗团伙作案成本低廉、迭代速度快，而一线反诈工作则受数据壁垒、成本投入、考核机制等多重条件约束，政企协同治理仍有诸多现实堵点亟待打通。

据悉，实践团下一步将系统整理四地调研素材，形成完整调研报告，并面向校园和社区开展反诈科普宣传，重点普及AI换脸、深度伪造等新型诈骗的识别与防范知识。同时，团队将持续深耕网络安全与数字治理领域，充分发挥多学科专业优势，探索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反诈长效治理方案，以青年视角探寻治理路径，以青年行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。(李姝娴 白韵涵 宋煜琪)